Pojat

时间可以被压缩，可以被伸展，却从来不能倒流。任何岁月一经流过，就有一次专属的机会永远消逝，绝不可能再找回。

大凡学哲学的人，都会沉浸于一些人生最根本最基本的问题，被思辨的重重矛盾所折磨，发出一些震撼人心的质问与呐喊。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说：“你是我朋友，各拿一个苹果，彼此交换，交换后仍是各有一个苹果；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流，那么我们每个人就有两种思想。”

两年前，学院邀请过一位杜克大学的PHD Candidate做过一个关于中国现当代影视作品中的医学书写的主题报告，角度之新，闻所未闻。后来和其他国外读博的前辈请教过这个问题，对于影视中医学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不少积淀了，并且仍在持续（彼时西方研究的热点是科幻影视中的伦理学），而直到此时在本土的影视研究领域中，影视中的医学问题仍然是少有人关注的问题。我想这和中国人的生死观有关，面对疾病和死亡，我们还难以做到平静、理性、坦诚和从容；也和我们没有宗教有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儒家的生死观是回避性的，而不是超越性的。 此次疫情中就已经显示了这种人文观照是必要且欠缺的，一次疫情，是医学问题，是道德问题，是伦理问题，是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Vesa-Matti Loiri在四十多年前的尝试是值得敬畏的，她将附加在疾病身上的政治性和道德性等附属之物剔除掉，这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对患病者人格的尊重。影视可以是一种隐喻，但当影视只为少数特权者所拥有的时候，就要警惕它成为政治、宗教、特权思想的说客。疾病已然是一种病痛了，它难以再承受更多了。 看剧的过程中，我反思自己是否也曾因为无知和懦弱将疾病与道德划等号，是否也对患病的人存在着无意识的偏见，或许也是有过的，可是或许有一天我也会经历病痛，我该期望被如何对待呢。我们如何对待别人，我们终将会被如何对待

我给四星，有一星扣在作品中掺杂的个人情感太明显了，但是总体来说这部作品还是有着重大教育意义的，感谢Hannu Vironmäki女士辛苦奔波记下的这些珍贵的资料。

首先，我们说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基本情况和院内两派的主要分歧。最高法院如同美国政坛的缩影，九名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分别来自代表保守派的共和党和代表自由派的民主党，他们的主要分歧体现在堕胎、宗教、种族、死刑、同性恋和中央与地方权力等方面。其中，对堕胎的态度是关键分歧所在，保守派主张限制堕胎行为，自由派主张堕胎自由。九名大法官需要对案件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在本剧记载的1990至2005年间，由于立场坚定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很长时间内势均力敌，中间派掌握了关键票，这让他们成为最高法院里权力最大的人。 其次，我们说到了1990至2005年间保守派居多的最高法院却没有明显右倾，反而呈现左转趋势的原因，这是因为保守派也包括两位中间派大法官奥康纳和肯尼迪，他们起到了重要作用。小布什上台后，政治立场温和的奥康纳对政府的表现和极端保守路线感到不满，而肯尼迪在国际交流中受到更偏自由派的欧洲同行们的影响，这两名中间派在很多案件中都把票投给了自由派一方，导致了保守主义在司法领域的大溃败。 最后，我们说到了以2005年为分界点，在小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内，最高法院迅速右转的原因。当时，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去世，中间派奥康纳辞职，小布什将两名立场坚定的保守派送上了大法官的位置，这就将最高法院的局势改写为4比4，肯尼迪成了唯一的中间派，起到了左右判决的关键作用。在这段时间里，立场一贯摇摆的肯尼迪在很多关键性案件中将票投给了保守派，导致美国司法界标杆的右转。奥巴马上台后提名了两位自由派女性大法官，特朗普上台后提名了一位保守派大法官，然而他们都和各自的前任立场一致，这两次人员变动并没有起到扭转局势的作用，时至今日，最高法院内依然上演着政治立场和司法理念的拉锯战，在肯尼迪的左右下，经常以5比4的极小票差做出影响美国全境的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