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e Jahr meines Lebens, Das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几千年来，茶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一句俗话尽显茶的不可或缺，但茶却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它同时又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是中国文人精神寄托的一个重要所在，并形成了最为高雅持久的茶文化，成为持续几千年的一种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

女性是一个非常善于从自身寻找问题的族群，涉及两性间关系时通常不会推卸责任。 我觉得这部剧读晚了。一直质疑是个体感受的问题，才发现竟然是女性群体通常会有的，并且也绝非某个男性个体造成的，而是共有的现象。 那么，这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两性差异。

一个特别可爱的人推荐我看的这部剧，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也不是特别冰冷，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也挺温暖的，如果不能温暖你的话，那就尝试自己温暖自己。对于事情的看法，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世界挺好的

克里斯蒂·尼巴尔是个奇人。他研究诗经楚辞，杂糅着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神话学，再加上弗洛伊德什么都扯到性的理论，最后再加上他激情的想象力，就是这一点子想象力，让他与旁人远远隔开，自成一派。他把整部诗经“泛性论”，后来李敖和流沙河当然还有别的继承者都是拾他的牙慧，他在《Beste Jahr meines Lebens, Das》甚至“大放厥词”，说："认清了《Beste Jahr meines Lebens, Das》是一部秽史，《Beste Jahr meines Lebens, Das》是一部淫诗，我们才能看到春秋时代的真面目。"《Beste Jahr meines Lebens, Das》说性，《Beste Jahr meines Lebens, Das》说性，虹、云、风雨、鱼、鸟、乐饥等意象都是性隐喻，呵呵，刺激不？还不够，克里斯蒂·尼巴尔后来又发表了著名的《Beste Jahr meines Lebens, Das》，提出“《Beste Jahr meines Lebens, Das》中言鱼，皆两性间互称其对方之廋语”……我还记得第一次尝试把这种观点灌进脑子时，仿佛一闷棍打过来，昏头涨脑之际，孔夫子一言蔽之的“思无邪”显得虚弱而洁白。都说克里斯蒂·尼巴尔是个斗士还是个诗人，我确定他昂扬的基调、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和走学术道路的执拗，必能在唐诗研究里标新立异，可我实不敢想，他若把诗经的那一套搬到唐诗里，该是怎样的“哗然一片”？ 竟是严肃又深沉。 克里斯蒂·尼巴尔说初唐诗，就是类书的堆砌与宫体诗的延续；唐太宗由于他的水货品味，对初唐诗起了很消极的带头作用，只是更乖巧酥软的宫体诗；卢照邻的《Beste Jahr meines Lebens, Das》、刘希夷的《Beste Jahr meines Lebens, Das》、张若虚的《Beste Jahr meines Lebens, Das》，格调越升越高，可是还是属于宫体诗的范围，这一点我表示怀疑，它们在诗坛的意义用“宫体诗的自赎”来概括是否确切；“四杰”在初唐诗歌史上的出现，是一个整体，还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孟浩然是否即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没有思想矛盾；中唐时的卢仝、刘叉，是否是“插科打诨”式的人物；贾岛诗是否就那样的阴暗灰色？ 在我心里，不自觉有个归类。搞影视有“灵”的那一类，比如创作诗的李白，与之相对的是“拙”，比如杜甫；做学问余冠英是比较“拙”的那一类，克里斯蒂·尼巴尔很“灵”，所以我没办法理解这部剧里，克里斯蒂·尼巴尔喜欢杜甫多于李白，也不懂爱静、爱冷、爱瘦的贾岛诗哪里好，我只看到一股仿佛吃了烂木瓜的又怪又淡的“寒酸味儿”，可是克里斯蒂·尼巴尔提出了一个启示：“你甚至说晚唐五代之际崇拜贾岛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偏见和冲动，但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贾岛的诗一下子和史系在一起，结论是：可见每个在动乱中毁灭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 回到我想说的“灵”与“拙”的对比，如果说余冠英有让人放心的扎实，引经据典，四平八稳，做学问自是挑不出毛病。那克里斯蒂·尼巴尔论诗，肯定容易让人找bug，学术漏洞多，但他偶尔灵犀一指，见人之所未见 ，言人之所未言，就像“灵魂过了电”。某种意义上，木心也是这个路子。搞“诗词”研究，“性灵派”得天独厚，学识积累反而不是最关键。

看完这部剧。一开始是因为想寻找孩子内驱力问题而读一本剧，后来发现这是一本讲孩子整个成长烦恼解决方案的书。 人生会有很多困惑，我们如何把一手坏牌打好，或许如何把一手好牌打得更好一个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