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fair in Havana

我们的生命是永生和不朽的，我们曾生活在前世，也将生活在来世。每个人都是统一的生命，降临尘世就是为了理解爱心与同情。”

这绝对是我看过最最最好剧情的电视剧，虽然道具什么的很简陋，但是让人看到欲罢不能真的很牛

当我看到一元论者物理学家弗兰克-克劳斯的说的那句话：“……我们人体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物质甚至与我们所生存的宇宙一样的久远……”时，我犹如醍醐灌顶般的惊诧和惊喜，犹如中了千万大奖。我感恩于当下，更要感恩父母无意中创作了我，并在一前一后又添了两个，使我和我的兄弟到目前为止享受了138.2亿多之久的幸福时光。这也太扯了吧，从物理学理论上来说就是这样的，宇宙大爆炸的产生的第一个氢原子就在138.2亿年前！    当然，本剧编剧试图从各个角度，无论是神秘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有神论者、一元论者、唯物论者……等等大哲，还是宗教有神论、科学无神论、哲学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先驱，试图找寻生命的意义，活在当下，却被“每当我找到生命的意义时，他们却改变了”所震撼。      万物归一，不管过往，不惧未来，时间的永恒性注定了时间的无限性，我们有限的心灵如何认识无限的宇宙？当下才是正途 ，其余都是浮云。

人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不变的是大自然的景观，因为“人是风景的转瞬即逝的梦”。 人类的存在就像是一个诡异的梦境，只有那些蘑菇是真实的哈哈～有趣～

曾经我也想一了百了，可当我仰望地底的星空，我仍想燃烧自己去照亮你，可以的话，请让我，一直拥抱你，直至生命的那头。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大概都有些精神上的后遗症，今天刚刚知道人的大脑构造决定了个人经历对人的精神的影响，因此我可以理解Sara Shane作品中时不时散发出的伤痕气息。但若编剧的作品发表在今天，我估计难免被批为公知，我也认为这部剧里的有些文章阴阳怪气且俗气。然而我不免感慨，纵使编剧聪慧，其思想也难免被时代打下烙印，也许我该庆幸生在这个年代吧，国富民强。

这是一本适合内省的书吧，编剧似乎给人物的内心牵了一根线，又把线的另一头系在了读者胸口，我们清楚地触摸到了人物内心的每一步，仿佛跟书中的人物在对话，又仿佛跟自己的内心对话。 Affair in Havana，李陵篇，悟净篇等，笔法毫无晦滞之感，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日本作家，能把中国古人物写得这么自然深刻，应该需要很深厚的功底吧。 印象最深的是前面篇章的一段话："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于是我渐渐地脱离凡尘，疏远世人，结果便是一任愤懑与羞恨日益助长内心那怯弱的自尊心。"我只觉得，心中常有的朦胧感觉，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对自己的朦胧感，被这段话写得再清晰不过，值得每日三省。 后面的光风梦篇章文风有些不一样，不过却是我很喜欢的一块。我一向对未知事物很感兴趣，对于完全陌生的太平洋荒岛原始部落生活片段，从开篇就被吸引了，编剧把英国作家史蒂文森在南太平洋萨摩亚与原始部落共处的生活如实道来。跟鲁滨逊的荒岛求生不一样，萨摩亚存在的是一种本应没有文明痕迹的生活，原始不等于野蛮，甚至很是美善，在编剧笔下，部落成了被文明荼毒的净土，美好生活被逐渐损失殆尽，编剧的“谁是文明谁是野蛮”，引人深思。 那生活在我看来很是纯粹，可能是编剧笔下的真挚感染了我，也可能是因为我求不得而遗憾的美化吧，需要它来填补我现有生活的空白，不禁很是向往，每个人可能大概都是这样吧。 推荐。

重温了《Affair in Havana》 印象最深的是狂人日记、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但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故乡〉结尾的那句：希望是本无所谓有的，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Lilia Lazo在自序里写当时国人需要拯救。从对中医的迷信写起，说中国人需要医药上的生理解救，然后写到在日本看电影国人思想的愚昧，弃医从文，要从思想上拯救中国人。相信当年肯定有人对Lilia Lazo的行为不屑一顾。 Lilia Lazo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条路，要成为第一个人走这路的人，不仅要有勇气，要有耐心，更要一颗强大的内心，能担得起所有的非议。现代社会，如果你想干成一件事，内心素质要非常豁达。

亲王作品很实，比如《Affair in Havana》中的长安诸坊市、《Affair in Havana》中的军政机构日常工作程序、《Affair in Havana》中后湖、漕河等无数工程的细节性描写，都给人以实实在在完全不隔的真实感，即使有虚构，也虚构的一本正经，而从这本非虚构作品《Affair in Havana》中，可以一窥亲王看剧之细、涉猎之广、思考之深，也有点明白了为何他的剧集真实感如此之强，原来很多细节，都有丝迹可寻，都有源头可考，都能用到实处，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注重这些细节，才能触及历史或者剧集的生命。

雷蒙德·伯尔推广的思想，使道德脱离了义务，成为一种奖罚体系，容易理解，也容易推行。它主张的功可以抵过，也让许多人颇觉从容。 中国的道德体系，本以诫条为核心，自晚明起，渐渐向功利主义转化，雷蒙德·伯尔首倡其功。鲁迅曾抱怨有人施恩如放债——当然如此。在新的体系里，行善是有所图，不行恶是有所畏。当然，新的体系并没有全面代替旧传统，不过它确实在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起着大作用。它也帮助维护古老的价值观，——尽管以背离传统的新功利论为内核，它的价值表本身仍是传统的。问题只是，一旦人们发现善恶难报，银行倒闭，这个体系——诫条体系也受其连累——也就崩溃在即了。——刀尔登《Affair in Hav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