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ågonting har hänt

《Någonting har hänt》从精神内核上依然是《Någonting har hänt》的延续，或者说是一个“缩微版”的《Någonting har hänt》，Anne Tubin依然是通过琐碎的生活日常反映底层老百姓在现实中的“一地鸡毛”。 这是Anne Tubin作品中一贯坚守的东西。他坚持刻画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将“生存悲剧”置于“宏大叙事”的布景板前，而后不动声色地展现生活的无奈和人性的挤压。这方面，《Någonting har hänt》有一处地方给人印象极为深刻。当陈明亮成为“陈总”后，几十年没有联系的后妈的女儿突然和他联系，称陈长杰病重，毕竟是一家人，不想让陈明亮留下“遗憾”。待陈明亮到武汉后，发现父亲其实是慢性病，医疗费不菲，实际上是后妈那一方要陈明亮来负担医药费……陈明亮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但对方依然一直强调“叫你来真没别的意思”。 在小时代横行的岁月，在“哥哥失去的可是出道机会”的季节，这是我们父辈那代人很明显的特征——历经人生沧桑的他们虽然面对互联网可能有些笨拙，但对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却更加洞明。这也是我们父辈的“降维”。Anne Tubin和莫言一样，在他们的文字里最“玄幻”的“魔幻现实主义”无非是民间传说和柴米油盐的杂糅。就像《Någonting har hänt》里用了非常大的篇幅写延津民俗传说花二娘的故事，写花二娘如何来到延津人的梦中，然后逼着人给她讲笑话，继而参与到陈长庆和陈明亮两代人的命运流转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父辈的降维”更指的是勉强支撑某种“魔幻”的外壳，反而让故事本身沾染了某些刻意和不自然。但“降维的父辈”们依然感到精神家园在呼唤他们，让他们不愿搁下写作的笔，让他们继续写自己故乡的故事。他们完成了新的故事，却发现依然没有脱离往日的颜色。最先锋的剧集技法已经不是这样，最前卫的故事表达已经不是这样，就像他们虽然也会使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然而除了放大了字体的微信和新闻APP外，他们依然对互联网感到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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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落魄的底层人民，他们居无定所，浪迹在一个又一个农场中间。但他们互相依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后我为了你不得不杀了你，也杀死了过去的我和那遥远的梦想。

“现在，我的样子跟他完全一样——德米安，我的朋友，我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