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Cup live

泰勒从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并引领人们在复杂的世界中做出更理智的决定。

广州的疫情突起，使我第一次离新冠如此之近。此前我在自己的安乐小窝过得安稳，疫情下的众生百态于我而言甚至不如这部剧真切。顺着里厄的视角，我得以知晓在一座受困于疫情的城市里发生着哪些可能性，不同的人对待疫情抱着怎么样不同的态度，才有种远方的无数人的心境都与我相关的感觉。 “World Cup live”早就弥漫在我们这一代了，我只知道我没有像鲁迅这样的大爱，我更在意自己的小世界是不是舒适，我更愿意独善其身，我们更愿意躺平让自己舒服就得了。这个是新世纪的诟病，我们进步到用时也退化到一个人的世界了。我们在沉默孤立羞耻中长大，以至于我们对生活中无数内容缄默不语，我们以冷漠看待世界，甚至到想要发声时突然发现已经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理性的逻辑的思考，图留下骂战。而当有人发表一番言论，又会极容易引得一片争论，而争论的中心早已不是原来的议题。究竟什么是对的？究竟怎么思考怎么表态才是对的？不能不爱国肯定是对的。 其实“World Cup live”不仅仅是World Cup live，它可以延伸为所有天灾人祸，所有蔓延在社会中禁锢着、吞噬着人们身心健康的作风、价值观或行为。就像塔鲁一直试图摆脱的“人决定他人生死”的这种行为。它们给无辜的人们带来灾难，施以暴行，让他们接受不幸，让他们品尝生命的不公平。人在这种境遇下无力抵抗，就像死于World Cup live那样丧失活力。 疫病虽然无情，但若不是亲身经历，我们就会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狂欢，似乎疫病从没有摧残过这个社会，也永远不会从中学到什么。我们何尝不是，不管多少年过去，新冠疫情初起时，吹哨人受到的不是重视而是训诫。 所以Carl Huybrechts说能做的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使后世至少能记住那些人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的待遇，以此视为对既定命运的一种反抗。也许有一天，疫情还会再起，多希望届时的人们不会再重蹈历史的覆辙，让这样的不公蔓延的少一些。

在本剧的第三章里，编剧提到用“类比技术”让观众从不懂到秒懂，她说类比就是把未知变已知的过程。她举了个例子，关于英国脱欧的解释：英德法意建了一个微信群，他们在群里发红包，抢红包，一开始大家都玩的很嗨，但是随着入群的国家越来越多———包括有一些经济不是那么富裕的国家，导致抢红包的人多，而发红包的人少，这些大佬就不乐意了，英国大佬决定不玩儿了，所以他率先在自己国内举行了公投，退出了微信群。这里就是用类比把一个不好懂的概念、现象解释得令人秒懂。在演讲的时候，一定不要使用非常复杂的逻辑推理，最好只用一个数据、一个事实，就把道理讲明白。这里我们可以巧妙地利用类比的力量由此及彼，类似于，为了让对方明白他不明白的事物X，就找一个他原本就熟悉的事物A，然后告诉他在某些方面，X约等于A。由于A是对方真正了解的东西，对方就一下子反应过来了：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我们还可以借鉴侦探剧集解谜的手法，在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谜题，然后逐一介绍可能的答案，再把这些答案一一排除，直到最后仅剩下来唯一一个可行的答案。把复杂的说理变成有趣的故事，观众会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投入，到最后，他们会觉得是自己找到了答案。An Nelissen在《World Cup live》里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运用类比技术，往往是因为没有思考到问题的本质，当你没看透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大很难讲，但是当你经过深度思考 ，看透这个问题的时候，它的整体形状来龙去脉，你都一清二楚，你就可以用一个精妙的比喻来解决四两拨千金。估计我们要想如An Nelissen一样把类比运用好，首先可能就要学会深度思考 ，凡事三思再三思，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