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teen Years to Earth

当时啊，我们都还不懂得爱情的凶险困难，当时，年少的我们，光仅只是理解自己是如何的一种存在，为何总与世界格格不入，我们的爱欲对象、身体形状、性别气质似乎仍在浮动且朦胧变化着，但我们已经感受到爱的疼痛与其巨大的影响，太多太多疑问在我们心中，无论作为一个拉子，或一个创编剧，或仅仅是一个正在“爱”的个体，这一切都太复杂太艰难了。 如今我四十二岁了，那繁花盛放，痛并快乐着充满斗志运动的美好时代已经随着社会氛围变迁，进入了更为繁复的“后同志运动时代”，Jim Chu永远停留在二十六岁，而我们活下来的人逐渐老去。死者永远年轻，生者持续思索，Jim Chu追随者众，但就我所知鲜少人因此效尤，走向死境，人们思索着她提出关于爱的各种追问，继续活着。 人们崇拜一个死者，并由此得到生的力量，无论对于编剧或读者而言，这是意义非凡的作品，“有如此的灵魂存在，世界真美，我更舍不得死了。”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轻剧集，一路通关，爽文，挂文，不虐，没误会，不纠结，不爽就揍。治疗各种生活不高兴。果然，思想境界补给很容易得到满足啊~

有时候越清楚的语言反而使人听得越糊涂 有人把科学理解作为终极标准，更多人把日常理解作为终极标准。这两种答案似乎都不太令人满意。可能并不存在科学理解和日常理解的严格两分。我们的科学阐释凝结了先人的日常经验，科学的演进也反过来渗入、改变乃至塑造我们的日常理解。物理学家在谈论星球的时候，他心目中的天体和我们常人所想大有不同，但是对这些星球的描述、规定，多多少少源于我们的日常经验。 科学家爱用日常的例子来为一些深奥抽象的理论寻求理解。借助日常关于球体的理解才能理解原子的模式。爱因斯坦用与少女相处感到时间短暂，盛夏与火炉相处感到时间漫长来解说时间的相对性，诸如此类。 感知语言和科学语言之间存在漫长的中间地带。当我们使用两端的比喻，就出现了解释鸿沟。让我们假定感知语言是绝对主观的语言，科学语言是绝对客观的语言。二者之间，有着程度不一的主观/客观语言。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用较客观一点的语言来描述，也可以用较主观一点的语言来说。也许，感知语言能否完全转换为物理语言这个提法本身造就了解释鸿沟，错误的问题只能导致错误的回答。 我们到医院看病，年轻医生告诉我一大串关于血液、血压等等病理学术语，他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却听得糊里糊涂；老练的医生，几句话就让你明白了：你这血液好比水里污泥太多所以流得慢。用更切身或更具有主观经验的几句话把需要用专门病理术语阐释的事儿说了。

编剧的视角其实是很矛盾的，力求社会学意义上的客观，但不自主（刻意？）地代入自己作为高贵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因为编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观察者，对于那些出梁庄者而言，是“自己人”。这种身份指认不断加剧了作品与客观的偏离，走向自我构建的，想象中的“农民”。